1911年，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归来，在天津老宅的房间里挂起了一幅日本女子的半裸油画。原配妻子俞氏每次看见，都觉得不堪入目，忍不住恶心。直到有一天，李叔同平静地告诉她画中人的真实身份，俞氏当场痛哭流涕。
李家是天津卫首屈一指的盐商巨贾，家里光是钱庄和银号就有好几家。李叔同是家里的三少爷。
十八岁那年，母亲做主，给他娶了茶商的女儿俞氏。俞氏比李叔同大两岁，是个标准的传统女人，每天的任务就是伺候公婆，打理家务。
李叔同对这桩婚事没有半点兴趣。两人成婚当天，李叔同连话都不愿多说。
婚后不久，李叔同的大哥拿出一笔巨款，让他去日本留学。
俞氏留在天津大宅里，继续伺候婆婆，守着活寡。
1906年，李叔同考进东京美术学校，专门学西洋画。
西洋画必须画人体。李叔同想找个女模特，但在当时的日本，正经人家的女孩没人愿意脱衣服给男人画。他找了几个月，一无所获。
李叔同租住在东京上野的一栋民房里。房东有个女儿，叫春山淑子，刚满十九岁。
淑子经常帮李叔同打扫房间，看他每天对着空白画板发呆，就问他原因。
李叔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需要一个女模特，不穿衣服的那种。”
淑子听完，红着脸跑了出去。
第二天一早，淑子敲开李叔同的房门，走进去，反锁上门。
“我给你当模特。”淑子脱下外套。
李叔同没说话，迅速架起画板，拿起调色盘挤上颜料。
淑子褪去衣服，满脸通红，闭着眼睛斜坐在床上，双手交叉放在腿上。
李叔同拿出炭笔，先在画布上勾勒轮廓，接着调配油彩。整整四个小时，房间里只有画笔摩擦画布的声音。画完最后一笔，他放下画笔，走到淑子面前。
“做我的妻子吧。”李叔同说。
淑子点头。
这幅定情之作，就是后来那幅《半裸女像》。淑子为了嫁给这个中国留学生，和日本的父母大吵一架，彻底断绝了关系。
1911年，李叔同毕业回国。他没把淑子带回天津，而是把她秘密安置在上海租界的一栋洋房里。
安顿好淑子，李叔同带着几个大木箱回了天津老家。
俞氏等了丈夫六年，终于把人盼回来了。但李叔同回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打开木箱，把那幅真人大小的《半裸女像》钉在了房间的墙上。
俞氏每次进屋打扫，看到墙上光着身子的女人，都觉得极其刺眼。
一天，李叔同坐在椅子上喝茶，俞氏端着水盆进来。
李叔同指着墙上的画，对俞氏说：“这是我在日本娶的妻子。她叫淑子，现在住在上海。”
俞氏端着水盆的手猛地抖了一下，盆掉在地上，水洒了一地。她愣在原地，眼泪砸在脚面上，痛哭流涕。
李叔同看着痛哭的俞氏，没递手帕，也没安慰，站起身走出了房间。
没过多久，李叔同去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，他每个月的薪水是一百零五块大洋。
发薪水的第一天，李叔同拿出一张纸，把钱分成四份：“四十块汇给上海的淑子，二十五块寄给天津家里，剩下的留自己用。”
俞氏每个月按时收到那二十五块大洋，继续在天津老家伺候老人。淑子在上海租着房子，带着刚出生的儿子，连李家大门在哪都不知道。
两个女人，一个在天津，一个在上海，拿着同一个男人按月分配的生活费，谁也见不到他的人。
1918年，李叔同跑到杭州虎跑寺，住进了一间破旧的厢房。整整十七天，他只喝水，不进一粒米。
断食结束，他决定出家。
李叔同做事向来决绝，不留后路。出家前，他把学校里的书籍、字画、衣物全部分给朋友和学生。
他又给天津的俞氏写了一封信，通知她自己出家的决定。
接着，他给上海的淑子写了一封信。信里夹着三个月的薪水，还有一块手表。
信上只有几句话：“淑子，我要出家了。这块表留给你做纪念，你带着孩子回日本去吧。”
写完信，李叔同在虎跑寺剃度，换上僧衣，法号弘一。
淑子收到信，根本不信。她抱着年幼的孩子，坐火车赶到杭州。
她找遍了杭州的寺庙，最后得知李叔同在西湖附近。
淑子雇了一条小船，划到湖心。对面也划来一条小船，船头站着一身灰布僧袍的李叔同。
两船靠近，船头对着船头。
淑子看着眼前光头的男人，眼泪流了下来，问道：“叔同，你慈悲对世人，为何独独伤我？”
李叔同双手合十，低垂着眼眉，语气平淡：“爱，就是慈悲。”
“跟我回上海吧，孩子不能没有父亲。”
“贫僧法号弘一，李叔同已经死了。”说完，李叔同转身背对淑子，吩咐船夫开船。
船夫摇起橹，小船调头，越划越远。
淑子站在船头，大声痛哭，李叔同没有回头。
回到寺庙，李叔同提笔写下了一首歌词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”
这首传唱百年的《送别》，是他写给日本妻子的诀别信。
西湖一别，成了永诀。
淑子带着孩子回了日本。因为嫁过中国人，她被家族视为耻辱，赶出家门。她无处可去，最后流落到冲绳的一个孤岛上，隐姓埋名当了半辈子护士，一生都在贫困和孤独中度过。
天津的俞氏收到信后，连去杭州质问的勇气都没有。四年后，俞氏在天津郁郁而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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